父亲咧开嘴笑的时候，皱纹会堆成一道道和缓的山丘。尤其是当老家六安来的侄孙们，用带着泥土味的乡音喊他“五老头”“老瘩”的时候，那笑意，便从眼角一直蔓延到微微颤抖的嘴角，是真正从心底里漾出来的。他今年八十二了，在五个兄弟里排行最小。我常常想象，时间要是能像电影胶片一样倒回去，会定格在怎样的画面？大概是1958年吧，一个面黄肌瘦的十五岁少年，肚子里像揣着一团火，饿得心慌。他回头望了望炊烟稀落的村庄，咬了咬下唇，把那个叫做“家”的地方暂时留在身后，成了一个独自谋生的流浪者。父亲15岁参加工作，先是在六安拖拉机厂，后来，命运的齿轮又把他带到了淮南。机器的轰鸣，从此成了他人生最雄浑、也最持久的主旋律。就在这钢铁与汗水交织的工厂里，他遇到了我的母亲。两个同样离了根的年轻人，像两株被风吹到一起的草籽，在这片充满油污与希望的工厂土壤里，小心翼翼地扎下根，互相依偎着，开枝散叶，长成了我们这一户小小的、温暖的家。

我的血脉，像一条沉默的河，一半淌着父亲沉默坚韧的脾性，另一半，则荡漾着母亲家族那份宽厚与荣光。我的姥爷是寿县人，年轻时在日本人的煤矿里背过煤，见过最深的黑暗。于是，在一九四八年的年关，当新生的希望像地火一样在神州大地上奔涌时，他紧紧抓住了那束光——他跟着中国共产党干革命，成了离休干部。后来，他在淮南矿机厂当后勤科长。在什么都凭票供应、一家几代人挤一间屋的年代，他手里握着分配住房的权力。母亲说，那权力，在许多人眼里，怕是不亚于一座金光闪闪的矿山。

可他这座“山”，自己从不开采，只把光和热分给别人。我童年的记忆里，常听母亲和舅舅们念叨：姥爷那张掉漆的办公桌上，永远摞着比砖头还厚的困难申请。他总把一个个名字，从纸片上挪到温暖的屋檐下。而他自己那个家呢？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全靠他一份工资，养活了足足八口人：姥姥、他自己、五个正能吃的孩子，还有我的老太（我母亲的爷爷）——那位我印象里总坐在门槛上，叼着尺把长的铜烟袋，眯缝着眼晒太阳一直活到92岁的老人。我的姥爷还不忘拉扯自己的兄弟，把两个弟弟从寿县农村带出来，找了工作安顿下生计；他更憋着一股劲，从牙缝里省，供出了两个大学生——我读师范的大舅和上煤校（现在的安徽理工大学）的小舅。姥爷就像老家村口那棵谁也说不清年纪的大槐树，沉默地张开枝叶，把整个家族都拢在自己的荫蔽之下。

这么一棵宽厚的大树，唯独对我的一次严厉，让我刻骨铭心。那时我淘气，溜进他管理的木工房，扳动了电锯开关，刺耳的轰鸣吓得我魂飞魄散。一向和蔼的姥爷那一次脸色铁青，罚我不准吃午饭。我缩在角落，肚里的委屈比饿更难受。后来，是姥姥偷偷把一碗热饭塞到我手里，温暖从碗壁一直流进心里。很多年后，那碗饭的滋味，总是和另一个香气混杂在一起——是冬天清晨，姥姥带我去她打零工的勘探处门卫室，她每天都会把一个芋头埋进取暖炉通红的炭灰里。当那股质朴、绵密、带着烟火气的焦香一丝丝挣脱出来，盈满整个冰冷的小屋时，我就知道，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降临了。那种简单的、笃定的满足感，后来似乎再难寻觅。记得有次炉火太旺，芋头外皮焦黑，露出金黄的肉，姥姥用围裙擦了擦递给我，笑着说：“这叫‘烤过火才有味道’。”这句话，后来我总在遇到挫折时想起。这两种味道，一饭一芋，一慈一严，交织成了我童年最坚实、最温暖的底色。

现在想来，我的童年是幸福的，是在一个巨大的、自给自足的“工厂小社会”里度过的，那是属于我们这代工厂子弟独有的、幸福的“王国”。父母是双职工，早出晚归，他们的爱，化作了工作服上洗不掉的机油味，和餐桌上偶尔出现的、托人从淮南奶牛场买来的“麦乳精”。有段时间，我被寄养在六安奶奶家和淮南蔡家岗的姥姥家。对奶奶的记忆，像隔着一层被水汽氤氲的毛玻璃，只知道她每天会花两分钱，为我买两块饼干，那已是她能给我的、最奢侈的生活了。姥姥的爱则更为具体可触，除了那个烤芋头，还有小姨带我去的那些地方：谢三村热闹的巷弄，那栋奇特的“三角楼”的单身宿舍、矿机厂的电影院。那时觉得，日子就会像厂区那根最高的铸造车间烟囱，永远笔直地矗立着，喷吐着安稳的烟柱。我和弟弟在工厂大院里慢慢长大，然后顺理成章地“接班”，进了父辈的工厂，穿上和父辈一样的工装，以为人生画卷就会这样一板一眼地铺陈下去。

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，时代的洪流席卷而来。国企改制，那个我们以为坚不可摧的生活方式，像阳光下的冰雕，开始无声地消融、崩塌。我仿佛一片离开枝头的叶子，历经外企，民企，几经奔波辗转，最终在合肥扎根。而我的弟弟一直在淮南，他在商海的波涛里起伏打拼。这些年守在父母身边，承担了许多应该由我这个长子照顾父母的重担。对他的感激，我很少说出口，但心里清楚，弟弟那份扎根的坚守，比我这份漂泊的牵挂，要沉得多。

不知是从四十岁的哪一天开始，我身体里某些坚硬的东西，仿佛被岁月悄悄泡软了。父母电话里那句惯常的“这周回家吃饭吗？”，以前或许只是家常问候，现在听来，字字都像一根温柔的线，牵动着我的心肺。我开始推掉那些可有可无的应酬，愿意穿越城市与田野，只为了回家吃一顿饭。饭桌上，听父亲第无数遍讲他15岁离家时的见闻，讲他年轻时工厂里的“大会战”；看母亲在厨房里，动作已有些迟缓，却依然固执地要为我炒儿时最爱吃的菜。从前回家，我像个客人；如今回家，我抢着扫地、洗碗、擦桌子，恨不得把过去那些缺席的时光，都揉进这忙碌里补偿回来。妻子打趣我：“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以前可没见你这么勤快。”我说：“是呀，不一样了。怕了，怕来不及，怕留下填不上的遗憾。”

这份“怕”，在岳父岳母于疫情期间相继离世后，变得格外尖锐。岳父一直说想去我在山里的房子看看，却终究没能成行，这成了我心中一个永难愈合的缺口。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，这七个字，古人写得轻巧，唯有亲身经历过，才知道每个字都像一块巨石，压得人半夜惊醒，胸口发闷。也许正是为了对抗这种无力感，从2005年左右开始，我像个笃定的计划家，每年带着父母、岳父母和孩子们旅行。山川湖海，不只是风景，是途中紧紧相随的身影，是搀扶时交握的手，是歇脚时分享的一壶水。更是我们亲情流淌的河床。相机拍下的，不仅是笑脸，既是一个家族在时间洪流中紧紧依偎的航标，更是一个家族在无情时光中，努力彼此靠近、彼此温暖的证明。

为了让这依偎有更实在的落点，几年前，我和几位挚友在石台大山深处，寻得几处老房子。我们一点点改造它，添上标间、茶室，围起小院，种下桂花、板栗和几棵果树。最初的念头朴素至极：给父母寻一个清净的养生之地，也给自己预存一个退休后的归处。父母来时，闲不住。父亲用粗糙的手，为我扎竹门、编围栏；母亲给菜地浇水，念叨着哪棵南瓜长势好。他们上山采茶，挖回沾着泥土的春笋。我们围着露台上的土灶包饺子，火光映着他们满足的脸。妻子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切，画面里，天伦之乐像山间的雾，自然而然地弥漫开来。那些时刻，我忽然懂得了“孝顺”的另一种含义：它并非仅仅是物质的奉养，而是一种共赴青山、同享炊烟的陪伴。是把自己的人生节奏调慢，融入他们的晚年，在给予他们慰藉的同时，我自己的生命，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饱满与安宁，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与丰盈。

如今，我也走到了人生的半山腰，回望来路，眺望去程，对于“传承”这两个字有了新的体悟。传承不光是族谱上一个冷冰冰的名字，也不仅是从未谋面的爷爷上世纪50年代当共产党交通员配发的那辆堪比“奥迪A6”的自行车，在乡间土路上颠簸传递消息时的那份忠诚与使命，或二伯父刚解放时因有文化被推举为乡长，配发的那把手枪所象征的荣光。它是我姥爷在权力面前的清贫自守，是我父亲十五岁离家时的孤勇，是我奶奶那两块珍贵的饼干，是我姥姥那个烤得焦香的芋头。它是我弟弟在故乡替兄尽孝的担当，是我儿子在上海打拼时偶尔发来的问候，也是我和妻子在合肥、淮南、上海三地之间穿梭的、甜蜜的疲惫。

生命就是一个温暖的循环。我们曾经是站在父母身后的孩子，如今，我们成了挡在孩子身前的父母，也成了搀扶着父母前行的“大人”。一代人缓缓老去，把生命和故事，像接力棒一样，稳稳地递到下一代手中。这接力里，有奋斗的艰辛，有离散的苦涩，但更多的，是围炉的暖意、团圆的欢笑和无声的陪伴。在记忆里闪烁发光的，永远是那些画面：除夕夜，姥姥家两张拼起来的桌子，大人一桌，小孩一桌，喧哗声几乎要掀翻屋顶；是山间老屋前，全家福照片里，每一张都被阳光和笑意填满的脸。

每月从合肥回淮南的那条路，我已走得无比熟稔。车窗外风景流转，如同我家族的故事，平淡、琐碎，却生生不息。我不再追问生活的终极意义是什么。意义就藏在母亲端上桌的那碗热汤里，藏在父亲看到孙辈照片时的笑容里，藏在我为父母清洗油烟机时的那份心安里，也藏在山里老屋那扇吱呀作响的竹门之后。

我把这些生活的“哭”与“笑”都说出来，不是炫耀，亦非感伤，而是一种确认，一种洒脱的确认。确认我们如此平凡，又如此幸运；确认在浩荡的时间面前，我们用亲情铸就的舟楫，足以载着我们，笑对风雨，温暖前行。这，或许就是时间馈赠给我们最厚重的礼物。（陈刚）